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关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论断，使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光明日报《理论与学术》专刊于3月12日发表了金吾伦同志的《怎样理解“国家创新体系”》一文，读后颇受启发。准确把握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把握相关要素间的内在联系，是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前提。

国际上对创新的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他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后来，人们又把创新划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大类型，即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的本义来看，创新指的是一种经济活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从创新概念演化而来的，它们都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范畴，它指的是与新技术（含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生产及其商业化应用有关的经济技术活动。它主要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两种类型，同时它还涉及管理方式及其手段的变革。通俗地说，技术创新是以新技术（全新的或改进的）为手段并用以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的一种商业活动，它是新技术的首次商业化应用。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创新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因为科学技术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必须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这一转化，正是在技术创新这一环节中实现的。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与技术的结合，因此，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制度是指一定范围内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的集合，它旨在制约追求主体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群体或个人的行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这种框架制约着人们的选择集合，从而构成社会经济秩序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所谓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如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及投融资体制改革等。国际上经济理论研究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都充分表明，制度创新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它通过调整制度来安排和协调经济主体利益关系，有效刺激与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国家创新体系首先由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于1987年提出，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由公共和私有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它强调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及相互作用。该网络系统中各个行为主体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旨在经济地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新的知识和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它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之间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建设性地相互作用，并将创新作为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的系统。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

具体而言，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国家创新资源（包括人力、财力、信息资源等）的配置功能、国家创新制度与政策体系建设功能、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和部分创新活动的执行功能。国家创新体系有系统性、网络性、制度创新性、组织学习性等几个基本特性。其中，要准确理解国家创新体系的本质内涵，必须把握两点：第一，国家创新体系是有关技术创新的国家层次上的体系，技术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第二，制度安排因素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和效果起基础性作用，制度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基本变量。

如前所述，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有关创新的、属于经济范畴的系统概念，因此必须明确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是一项涉及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是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还没有从体制上予以根本解决，创新机制和体系还不够健全，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主要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其二者的结合上入手。

技术创新是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它是强国之本，富国之源，它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亦正在转型。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对产业技术，特别是其中高新技术的需求十分巨大，而我国目前在产业技术方面自身的供给能力以及对相关引进技术的消化能力显得极为匮乏。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发展的中心任务应当是产业技术或能够产业化的新技术；对基础研究，除其中一些涉及国家经济长远发展或国家安全的重大领域外，其余可用“拿来主义”的办法，进行移植再创新。